值得注意的是，《十六经》在转写那段以治身为主旨的论述之末，尊理两字十分触目。
后来我写了一封长信给刘先生，阐明我所说独我论的倾向所指为何。中国的专制政治也有它一定的体制、一定的道理、一定的功业。
邓曦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如果不恢复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一定要大规模侵入。从汉唐宋明以来一直存在着这种对话交流，没有这种交流，学术在一个圈子里面也不可能有好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发展，思想的松动，他们开始在思想界、学术界、文化界慢慢生根了。后来徐复观先生要他转到中文系，后来去了美国。
既然是活的，我们就要研究活的东西。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大陆对新儒家或者现代新儒家的使用非常广泛，而且越来越广泛，我们不能完全不正视概念的明晰性…… 林：我先打断你，我对这些区分没有兴趣，也觉得没必要。关涉宇宙秩序、社会秩序及心性规范的基本问题。
若要追问，世界何以有意义、人生何以有价值，离开了心体便无法言说。三、道德与知识 但是，从分析的观点看，德性须在形质上得以呈现自身的命题，转化为德性须有赖于形质而存在的命题，这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上的转进，还不如说是一种理论上的错置，因为从前者并不能合理地推出后者。我们所关注的是先秦传统儒学在宋代的全面复兴，导致儒学的理学化及哲学化的转向，究竟意味着什么？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朱子学和阳明学置于广义宋明理学视域中作出重新理解。因为按照新儒学的基本设想，对于任何一种基于人心欲望而发生的有可能偏离正轨的情欲追求，都必须置于本心或天理的规范之下来加以疏导和规范，而绝不能放任一己之私的欲望得以无限的膨胀。
毋庸置疑，阳明的这一良知理论与其心学第一命题心即理恰构成一套循环诠释的系统，可以互相印证，如同心体即良知、良知即天理一样，构成了一套严密的论证环节，缺一不可。无论是理学还是心学，理作为生物之本的形上之理，气作为生物之具的形下之气，绝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世界，而是具有关联性、连续性的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仅表现为天道与人道的接续不断，而且表现为性与天道的内在联系，即人性内在地蕴含天道的意义。
[11]朱熹，1983年：《中庸章句》，载《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必须指出，阳明晚年强调的良知圣人化这一思想观念，如同良知天理化一样，都充分表明阳明欲将原本作为道德意识的良知作一番神圣化乃至实体化的理论转向。[20]〔日〕山井涌，1980年：《明清思想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总之，朱子学和阳明学构成了广义宋明理学的实质性内涵。
这一思想事实表明在广义宋明理学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论旨趣，一方面，朱子学对心的问题始终保持高度的思想警惕，认为心只具有认知能力或意识能力，也有主宰身体运作的功能作用，但却不可能具有等同于理的本体论地位。须指出的是，德性与知识的问题往往被转换成考据与义理的问题，这是戴震哲学的一个隐秘思路。朱子学与阳明学可以有广狭两义的理解，就狭义言，两者分指朱子或阳明个人的哲学思想，从广义看，两者则包含朱子或阳明之后学以及后世的朱子学者或阳明学者有关朱子学和阳明学的思想诠释、理论发展。若从纵览全局的视野看，朱子学和阳明学无疑是宋明新儒学的两大理论高峰，在理论性质上，属于中国儒学传统中重理主义与重心主义的两种理论形态。
（吴震解读，2018年，第277条）所以君子之学，因用以求其体。关于其缘起，有研究表明，其实早在17世纪传教士来华之后，目睹宋明儒所倡之新思想，因仿当时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之名，而刻意造了一个新词：Neo-Confucianism。
历史上，有关宋明理学大致有理学道学或新儒学等三种称呼，对此，固有必要作概念的澄清，然而语言表达一旦约定成俗，便已获得了其本身涵义的相对稳定性，故亦不必过多纠缠，而应重在对思想内涵的把握。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
晦翁之学，自谓一贯，但其见道不明，终不足以一贯耳。进入专题： 理学 朱熹 王阳明 。因此，进入心性论域而非单纯宇宙领域的道或理，对于宋明理学具有重塑儒学理论的建构性意义，尤其对于重建儒家心性论具有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从历史文化的发展角度看，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哲学理论都具有不断诠释与发展的可能性，因而具有动态的开放性特征，故朱子门人及其后学对朱子思想的不断诠释乃至理论推衍，理应作为广义上的朱子学而得到应有的重视。问题在于戴震所谓的义理既不同于宋明儒所说的性与天道，则由考据以明义理的说法便与道德与知识的问题发生脱节。这种本体论的普遍主义思维显然更多地与孟子有直接的关联。
此即说，良知心体不是观念的抽象而是普遍存在于人心的当下具体呈现，犹如圣人即刻当下存在于人心之中一般。毫无疑问，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都共享着新儒学这一理念。
……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4]黄震，2013年：《黄震全集》，浙江大学出版社。
于是，由凡入圣遂成为宋明理学的思想口号乃至人生信念，在整个宋明理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成为儒家士大夫共同秉持的期许和志向。朱子在《答项平父》第4书中也透漏了相似的看法，他说： 近世学者务反求者便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又以内省为隘狭，左右佩剑，各主一偏，而道术分裂，不可复合，此学者之大病也。
也正由此，良知不仅是个体性道德意识，同时也是社会性道德的存在依据，更具有公是非，同好恶（吴震解读，第179条）的公共理性力量。四、义理的拓展 从广义的视域以观理学，理学无疑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形态，其中内含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15]吴震解读，2018年：《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传习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理学家的天理观便具有客观实在的特性，在这个意义上，秩序意味着天理的自然性及实在性，故二程有天理自然天下无实于理以及惟理为实（《二程集》，第30页、第66页、第1169页）等观点，而朱子更明确提出了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朱熹，1983年，第34页）以及实理实有此理实有（朱熹，1986年，第2365页、第104页）等理学实体观。
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当我们对于狭义朱子学或阳明学已有相当的研究积累之后，更应自觉地拓展到广义朱子学或阳明学的研究。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足以代表其理论典范的则是朱子学与阳明学。朱子学理论的基本关怀大致有三：一是存在论，以所以然之故的理作为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因而理带有秩序性的涵义，反映了世界秩序，与此同时，气是构成一切存在的基本要素，因而气又与理构成不离不杂的理气二元之关系。
所谓同然，涵指人与人、人与圣人共同拥有如其本然或如其所是的本质存在，用心学语言来表述，即象山那句名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亦即阳明所坚守的信念：良知存在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按陈寅恪对新儒学的判断：中国自秦以后，讫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
在我们看来，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审视：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朱子学代表了理学形态，阳明学代表了心学形态。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度量，以身任道。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抵也。清修《明史》则不列道学传而将道学人物全部纳入儒林传的传统当中。
（吴震解读，2018年，第324条）表面看，阳明似在调和朱陆，然而在道德与知识何者为重为本的根本问题上，阳明显然有其自身的哲学立场，对于一味追求外在客观知识而忘却本心的为学取向不以为然，认为这在为学方向上犯了舍心逐物的根本错误。也就是说，经验知识并不能倒过来成为德性存在的基础。
就学术史的特定意义而言，朱子学表示朱熹的哲学思想，阳明学表示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可是，若以为仅以朱王两人的思想言说便能把握理学的整体性特征，则必导致学术视野的自我局限，而难以对宋明理学的整体性意义有一个纵览全局的真正把握。二、理气的建构 关于宋明理学，我们可以朱子学作为一个起点来进入思考。
[7]冯友兰，1998年：《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而就学问之本质看，词章之学不过是能文者、训诂之学不过是谈经者，前者沦为文士而后者适成讲师而已，唯义理之学才是知道者，乃真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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